不当得利常在生活中常常表现为在路边捡到钱或者超市里多收了找回的零钱，除此之外，不当得利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种体现方式。不当得利是建立在一方利益受损，另一方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两者存在着因果关系。生活中也存在着不少因为不当得利责任而产生的纠纷问题，下面是小编为您提供的与不当得利有关的案例：

一、案情介绍

骆某在某银行存款79万余元(凭密码取款)。2000年10月30日，周某从该账户中取款2次，合计9.5万元。之后，骆某又在该账户存、取款数次。周某取款时，在取款凭条的印鉴一栏中，同时签名为骆某、周某，并在凭条上注明了存折密码。骆某在一审庭审中，对于存折如何会在周某手中表示“不清楚”，并称曾多次向被告催讨，但被告拒不归还，要求被告返还9.5万元。被告辩称，当时是原告把存折和密码交给他，才从原告存折账户中取出9.5万元，且该款是原告用于偿付所欠借款。

二、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该款的所有权应属原告。被告占有该款应当具有合法依据，其主张取款系原告偿付欠款，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被告占有该款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原告骆某9.5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从取款凭条上注明存折密码及取款过程可以推断出，被告从原告的存折中取款是经过原告同意的，是原告交付了存折并告知了密码。因此，事实上存在原告给付被告款项的行为。但鉴于被告主张原告的交付存折和密码的行为是归还先前所欠借款，即给付目的在于消灭原债务，而非产生新的债权，故原告应当就给付义务不存在或给付错误之事实负举证责任，原告未能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结果。因此，本案并不构成不当得利。遂判决：撤销原判，驳回骆某的诉讼请求。

三、法理评析

本案是一个利用证明责任法进行裁决的典型案例。那么，谁负有本案的证明责任，谁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

(一)不当得利案件的要件事实和证明对象

不当得利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也是审判实务中常见的案件类型。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条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

(1)一方(被告方)获得利益;

(2)他方(原告方)受有损失;

(3)被告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

在诉讼中，以上三个构成要件均为案件的证明对象，必须由当事人加以证明，才能成立不当得利。

一般情况下，对于前两个要件事实(被告周某取得存款获得利益及原告骆某受有损失)，举证较为容易或者无需举证，对于谁应承担证明责任也不会产生争议。但对于第三个要件事实即被告获得利益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往往双方各执一词，并各自提出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法院在审理时，对该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应由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常常存在较大分歧。本案一、二审法院所作判决结果不一致，就是由此引起。

(二)“被告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这一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产生原因及证明责任法的适用

被告在原告的存折上取款获得利益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根据呢?依被告的主张是归还先前的借款，原告则主张被告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原、被告双方均负有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的义务，即被告应对“取得利益有法律上的根据”负举证责任，而原告则对“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负举证责任。这种责任属于提供证据责任或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行为责任)。

本案中，被告并没有提供原先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因此被告对自己提出的“归还先前借款”的主张未完成举证责任;同样，原告在被告提出主张的情况下，既没有提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主张(如非债清偿、侵占等)，更谈不上举证证明。但从被告知道原告存折的密码及取款后原告多次使用存折的事实可以推断出，原告自己交付过存折，即允许被告在自己的存折上取款的事实是存在的。原告交付存折的行为实际上已构成民事上的给付。这种情况下，对于原告来说，应当提出欠缺给付目的或提出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或给付目的不能达到的主张，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而原告仅称“存折如何拿走不清楚”等，未尽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因此，在双方对自己的主张均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被告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真伪不明。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既不能仅根据原告的主张，得出被告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的事实是真的结论，从而判决原告胜诉;也不能对这一事实作出否定性的结论，直接认定被告获得利益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只能依证明责任法进行裁判，即通过证明责任(结果责任)的分配决定胜负。

(三)本案证明责任的分配

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必须对要件事实承担主张责任，并在该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承担证明责任。按照学术理论，此处的要件事实就是证明责任对象，法官在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适用的裁判规范为证明责任法规范。就理论而言，结果责任属于实体法范畴，证明责任的分配已经预先设置于实体法之中(明示或非明示方式)，不受诉讼过程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民法的系统化、法典化晚于诉讼法，在实体法中直接规定证明责任分配的条文极少。有关不当得利的问题，虽然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进行了规定，但均没有对举证责任分配作出明确的规定。即使在2002年4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只对特殊侵权、合同、劳动争议等类型案件作出了一般规定，不当得利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仍然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在审判实务中往往存在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对于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应由被告负担，因为，被告既然得到利益，就应当提供取得该利益在法律上的依据。笔者认为，这种分配方法，看似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即可发现不当，并且在个案中会导致裁判结果的不公。如，原告提供被告收到过汇款的证据(或者被告承认收到过原告的汇款)，因被告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在收款前存在借贷关系(如口头借贷或借条已归还)，在原告提起被告不当得利诉讼时，被告必然败诉。鉴于此，笔者认为，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应当由司法解释加以明确，或通过公布典型案例的方式加以指导。在未明确前，应当以证明责任分配的通说理论——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裁判规则，即由主张权利发生的原告负证明责任。由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合同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是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理论基础而设置的，故在法律援引上，不当得利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可参照适用该规定的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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